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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佛教遗址: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

柴焕波 发布时间:2019-05-17 10:27:00来源: 中国民族报

  纳提什瓦遗址的发掘

  2014年,在国家文物局、湖南省政府和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孟加拉国阿格拉厦·毗诃罗普尔基金会达成联合考古协议。从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中孟两国的考古学家对毗诃罗普尔古城内的纳提什瓦佛教遗址进行连续4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重大成果。

  纳提什瓦遗址第一期寺院遗存是一组庞大的塔院与僧院的综合体,包括4座神殿、1座带有居住和储藏功能的公共房子、主干道和神殿周围的广场。僧院位于寺院的边缘,包括若干座僧舍、经多次修缮的食堂建筑、浴室和排水沟。一道曲折形隔墙将塔院(神圣空间)与僧院(生活空间)分割开来。

  第二期遗迹主要为十字形中心神殿及八边形佛塔等附属建筑,十字形中心神殿东西长62.3米,南北长62.8米,中心部位是一座八边形佛塔的塔基,东、北、西、南四面连接4座柱厅建筑,柱厅之间以墙体连接。这种完全敞开的十字形中心神殿与印度传统的大乘寺院建筑明显不同,是孟加拉国金刚乘建筑的典型范例。

  8世纪至12世纪,波罗、旃陀罗等王朝尊崇佛教,在近50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大乘佛教到金刚乘的重大变革,建筑、造像由于金刚乘理念的催生而别开生面。纳提什瓦遗址保存了两个时期完整的建筑遗存,从大乘风格的开放型佛塔式神殿,到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封闭型佛塔式建筑,到最后成熟的十字形中心神殿,生动诠释了从大乘佛教到金刚乘的历史变迁。

  发掘之后的纳提什瓦遗址呈现出红砖墙体互相叠压的恢宏景观,具有旅游开发的巨大潜力。目前,中孟两国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筹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增进当地的民生福祉,并成为中孟考古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永久性基地。

  毗诃罗普尔城址调查的收获

  孟加拉国文献记载,毗诃罗普尔是旃陀罗王朝、跋摩王朝、犀那王朝的三朝古都。在孟加拉国出土的旃陀罗时期的铜石碑铭中,也屡屡提及这一地名。毗诃罗普尔在我国西藏也是个神圣的名字,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者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开篇就提到它。藏族译师那措·崔臣杰瓦在对孟加拉国高僧阿底峡的颂词中说:“东方萨霍尔殊胜地,坐落一座大城镇,名叫毗诃罗普尔,城中便是大王殿,宫殿辉煌宽又广,人称金色胜幢宫。”

  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中孟考古团队开始了系统的城址考古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初步认定,毗诃罗普尔城址周围的拖莱索里河和莫喀第等人工运河构成了古城的四面边界,南北长约8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至6公里,未发现沿河的城墙,这种情形与孟加拉国拉杰沙希县的巴哈布尔和库米拉县的拉尔迈-迈纳马蒂两处中世纪城址是一致的。

  巴尔巴来遗址位于毗诃罗普尔城址中部偏北,应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遗址为一方形土台,边长约320米,高出四周低地约2米至3米,土台四面壕沟宽约60米,东西两侧各有一条宽约30米的陆路与外界相通。遗址的北面和东面,分别有旧河道通向大河,交通十分便利。那措·崔臣杰瓦所说“城中”的“金色胜幢宫”,《阿底峡尊者传》中所说“平洁高广”的“金幢宫”,可能就是此处遗址。

  拉库罗普尔遗址位于毗诃罗普尔城址的中部偏西南,为四周僧舍环绕的大型佛教中心。周围还有多个单体建筑,共同构成庞大的佛教建筑群。拉库罗普尔遗址南1公里的金刚瑜伽村相传为阿底峡的出生地,曾清理出木船残骸、雕刻木柱和大量石质建筑构件,许多石质雕像也发现于这一带。

  按我国法尊法师译《阿底峡尊者传》中“次宫之北有聚落曰比扎摩罗”“比扎摩罗有无量圣众”的方位提示,拉库罗普尔遗址、金刚瑜伽村或许是“比扎摩罗”和“次宫”之所在。

  纳提什瓦遗址位于拉库罗普尔遗址西约两公里,与上述遗址共同构成庞大的宗教区域。这个区域的周围有人工运河分别从东、南、西不同方向与四周的界河连接,承担着泄洪和运输的功能。

  古城内分布着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台地,一般高出周围耕地2米至3米,有些本身就是古城居民的聚落,通常可以采集到陶器等生活用品。池塘作为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设施,大多从古代沿用至今,也为遗址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毗诃罗普尔城址考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整个城市的结构布局、人工沟渠与自然河道的判别、城门和道路的走向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了解。

  苏摩普里寺考察记

  孟加拉国拉杰沙希县的巴哈布尔遗址,被认为是波罗时代著名的苏摩普里寺遗址,由波罗王朝第三任国王提婆波罗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敕建,13世纪初被毁。许多僧人曾在苏摩普里寺访学,阿底峡在此住寺多年,于1034年向那措·崔臣杰瓦译师传授《中观心论注思择焰》。此书是清辨论师对龙树《中论》的注释,是中观自续派的经典。后来,阿底峡还在拉萨大昭寺宣讲过此书,并应那措·崔臣杰瓦译师之请,撰写了《中观要诀》。

  苏摩普里寺遗址的主体是一座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中心为高大的四方形佛塔,四个方向的禅那佛可能安置在佛殿内,面向四个方向的柱厅。漫步在遗址上,装饰在露台墙体上的砖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砖雕除了各类佛教和印度教神祇,还有承柱力士、杂技者、各种怪兽等等,题材极为丰富。但它们出现在佛寺里,究竟有怎样的寓意?考古报告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有一尊阿閦佛砖雕,以菩提树为背景,施触地印,镶嵌在东墙的中心位置。阿閦佛是五部佛之一,它的空间方位正是东方。这表明,这些砖雕是按照曼陀罗的要求而安排的,是绕行者礼拜的对象,这正是金刚乘的核心理念。这样,纷繁庞杂的砖雕变得井然有序。

  据藏文史料载,黑行者,孟加拉人,八十四成就者之一,他在得到胜乐本尊法真传后,曾在苏摩普里寺等地传法,教化了一大批学者,如底洛巴、那若巴等。他的著作涉及密宗、大威德、胜乐,他所传“胜乐四灌顶”影响很大。

  毗哇巴也是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出自唯识派论师护法的后辈胜天门下,印度佛教僧人寂护是毗哇巴的亲教弟子。毗哇巴曾在苏摩普里寺研修佛理和密法,他融合《红阎摩德迦续》《胜乐根本续》,以《喜金刚续第二品》为基础,从因、道、果3方面进行修持。他直接领受了金刚持开示给无我母的密法,以喜金刚为本尊,创立了“道果”法。藏传佛教萨迦派创始人昆·贡却杰布通过卓弥译师获得毗哇巴的全部教授,于1073年在西藏仲曲河谷修建了萨迦寺。

  因此,持金刚、无我母、毗哇巴三尊一铺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萨迦派寺院的壁画中,标示着萨迦教法的心髓、开示和世间化现,而喜金刚正是萨迦“道果”法最主要的本尊。无独有偶,在苏摩普里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残碎的石雕。在考古报告中公布了3件标本,一件是带帽冠的菩萨头部,一件是左手攥着钱袋的财神,还有一件正是喜金刚造像。

  这尊喜金刚造像有6面,每面有3只眼睛、16臂,各执充填不明物的颅骨碗,中间一臂拥抱女神沙克蒂,造像年代约在11世纪后期。这一发现从考古资料上证实了苏摩普里寺不仅经历了最初的大瑜伽阶段,还经历了无上瑜伽阶段。由于无上瑜伽是金刚乘的最后形态,存在的时间不长,这类本尊造像极为稀少,因此也弥足珍贵。

  密宗教义不是从大乘佛教内部生长的,而是来自于印度教的影响。密教本尊多头、多臂、多足,表情夸张,脚踏因挤压而扭曲变形的敌人,这些都是密法借以表达的内境、心相、意乐和深刻的生命悲剧感。在当时印度那个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年代,这是一种抗争,一种救赎。

  这些年孟加拉国的考古实践,也使人们对西藏的寺院遗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纳提什瓦——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2013-2017年发掘报告》将造像分为“大乘佛教和持明密教造像”“金刚乘造像体系”“无上瑜伽密教造像的源头与流衍”“印度教神像体系和佛教护法神”4个层次,对庞杂的造像神格进行分类爬梳,由此构成了孟加拉国和我国西藏宗教造像的整体框架。

  佛教文明的传播之路

  孟加拉是古印度的一个文明中心,曾留下佛陀弘化的足迹。佛教在这块土地上经历过原始、部派、大乘、金刚乘等各个不同的阶段,不同教派互相争斗,又彼此融摄,真理的金屑如同种子般沉积下来,成为革命性变革的策源。无边的古僧逝矣,如恒沙,留下了互相叠压的累累墙体。这些新墙与旧墙之间的重叠并不是无谓的时光轮回,而是凝结了人类智慧进步的艰难步履,是一段段深邃的精神史。因此,考古学家总是怀着“让生命渗入泥土”般的热情,详细叙述地层和遗址的细节,甚至有些繁琐之感,它成为了纳提什瓦遗址考古的坚石。

  在孟加拉广袤的原野,肥沃的农田上有成群的耕牛,让人想起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神祇:祈祷主,祭坛之神,是后来梵天的原型;牛神毗湿奴是护持之神;暴风之神楼陀罗是后来的破坏之神湿婆。它们都根植于土地和生活最基本的元素之中。黑夜中,孟加拉湾海上的月升是洛乞史茗女神从海洋中诞生,它是财富、美丽和繁荣的象征。

  在孟加拉国各地的博物馆中,印度教的造像总是多于佛教造像,它们大多来自各地印度教的神庙。密教的原始成分源于婆罗门教,明咒为吠陀经的咒术,瑜伽为婆罗门教的禅定,护摩是婆罗门教的火供,以此调伏鬼神、息灾避祸。后来,印度教神祇大多被佛教所吸收,佛教二十诸天以及藏传密教的许多本尊、护法,几乎囊括了印度教的主要神祇,成为密宗造像体系的主要来源。

  西藏寺庙的神龛中,有来自孟加拉的寂护、德洛巴、那若巴、阿底峡造像,这些名字沉睡在孟加拉国的历史文献中,在西藏却仍受人供奉。在桑耶寺的法会上,僧人们一面娴熟地操持着各种手印,一面抑扬顿挫地诵念经文,经文中某些密咒的发音源于中古时代的印度;桑耶寺的米哟桑旦林现有25间关房,供25位僧人完成3年零3个月的闭关修行。它们正是遗失在毗诃罗普尔古城遗址上的往日情景。

  佛教史犹如一条长河,它的源头在古代印度,流淌遍及东亚大地。13世纪初,以古印度超戒寺被毁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宣告灭绝。西藏高原接纳了星散的大师,保存了佛教的火种绵延千年不绝。大昭寺、桑耶寺、白居寺等寺院的建筑和造像壁画,复原了在印度已经消失的佛教文明;一代代虔诚的布道者深化了印度成就者的修证体验;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融冶成显密兼修的佛教果实,独繁荣于藏地,由此构成了完整的佛教生命史。从东印度到西藏,翻越喜玛拉雅山,展现出佛教文明长河的涓涓流淌,这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壮丽图景。

  (本文作者系中孟联合考古队中方领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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